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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國的糖衣：揭穿自由貿易的真相》Bad Samaritans: The Myth of Free Trade and the Secret History of Capitalism

＊經濟學領域新崛起的傑出作者，正面抨擊《世界是平的》自由貿易的正統說法，清新而和一般大眾想法相反的世界資本主義史。

＊作者被譽為「最近十五年經濟學界最令人興奮的思想家」

＊封面以「糖衣」的概念來設計：以糖色的書衣包裹書，打出三個洞，顯現底下陰暗的黑色書封，來分別代表三大組織（WTO、IMF、Word Bank）。

為提早面對競爭，你會讓六歲兒子去找工作（自由貿易）？還是繼續求學（保護主義）？
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邪惡三位一體？
佛里曼說：「世界是平的」。本書告訴你：「平的世界背後是赤裸裸的謊言」

張夏準，劍橋大學韓裔經濟學者，最近十五年經濟學界最令人興奮的思想家。

本書授權十餘國：英國、美國、台灣、中國、南韓、義大利、巴西、葡萄牙、西班牙、土耳其、印尼、拉脫維亞。漂亮的銷售成績，讓他躋身暢銷作家之列。

揭開資本主義的幕後祕密：英、美等國過去依賴高門檻保護措施創造經濟霸權，在成功前從未實施自由貿易，卻枉顧自身經濟成長歷史，施壓發展中國家走未經驗證的路。富國為何要向貧國洗腦：「自由貿易必定致富」？

一九八○年代以來，全球奉行自由市場的核心信念。但我們似乎忘了，台灣、日本及南韓皆是在政府干預及保護下實現經濟奇蹟。就連歷史上最成功的兩大經濟體：英國及美國，也深具保護主義色彩。

不幸的是，這些攀上富裕巔峰的富國和機構，為了防止開發中國家依循其保護政策的成功模式，會成為自己的競爭者，於是把當初賴以發跡的「階梯」一腳踢開，成為「壞薩瑪利亞人」，宣稱自由貿易是致富的關鍵，主張降低關稅、放寬外資規範、開放資本市場、民營化國有企業……，以構成一個全球平等的貿易市場。因此，自由貿易實際上只是富國在「競技場平等化」的大名之下，所建立的一個圖利本身的新國貿系統。

作者張夏準是劍橋大學的韓裔經濟學者，被譽為「最近十五年經濟學界最令人興奮的思想家」。他以透明的經濟發展史、鮮明的對比分析及可靠的數據，一一揭露被掩蓋遺忘的致富進程。揭示英美歷史上的高額關稅、減少外資規範背後的陰謀、開放資本市場所帶來的金融風暴，一再提醒我們自由貿易絕非萬靈丹，同時也不見於這些富國經濟發展的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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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介紹

  
  
  
  
  張夏準（Ha-Joon Chang）
  
  英國劍橋大學經濟學家、韓裔經濟學者，過去二十年來教授和研究經濟發展以及全球化相關議題，被譽為「最近十五年經濟學界最令人興奮的思想家」。他曾為世界銀行、亞洲發展銀行、聯合國各機構、以及巴西、加拿大、日本、南非、以及英國和委內瑞拉等國家擔任顧問。發表的文章和著作為數眾多，其中包括《踢開梯子：歷史觀點的發展策略》，這本書於二○○三年贏得謬爾達獎（Myrdal Prize），並翻譯成七種語言。二○○五年，他和哥倫比亞大學的理查．尼爾森（Richard Nelson）共同獲得列昂替夫經濟學獎（Leontief Prize）。自一九九二年起，他便參與《劍橋經濟期刊》的編輯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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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譯者介紹

  
  
  胡瑋珊
  
  國立中興大學經濟學學士，曾任英商路透社財經新聞編譯、記者。譯作三度獲經濟部金書獎殊榮。目前專事筆譯與口譯，譯作三十餘本，類別廣及財經、企管、科技、勵志各領域，其中《知識管理》、《與高效能有約》及《GEM電子共同市場》分別獲得九十、九十二和九十三年度經濟部金書獎。其他譯作有《看見價值：巴菲特一直奉行的財富與人生哲學》、《門口的野蠻人》、《魔鬼都在數據裡》、《杜拉克的最後一堂課》、《星巴克模式》、《長尾理論》、《蘋果是方的》等。
  
  
  
  

富國的糖衣：揭穿自由貿易的真相－目錄導覽說明

• 序
  瞿宛文推薦文：如何讓更多後進國家成功發展經濟
  謝辭
  
  序言莫三比克的經濟奇蹟
  怎樣逃脫貧窮
  
  第一章重探凌志與橄欖樹
  有關全球化的迷思和事實
  
  第二章丹尼爾．狄福的雙重人生
  富國如何致富？
  
  第三章我六歲的兒子應該找個工作
  自由貿易是萬靈丹嗎？
  
  第四章芬蘭人和大象
  我們應該管制外資嗎？
  
  第五章人們互相剝削
  私營企業好，公營企業就不好嗎？
  
  第六章一九九七年的視窗九八
  「借用」點子不對嗎？
  
  第七章不可能的任務？
  財政穩健政策會太過頭嗎？
  
  第八章薩伊與印尼
  我們應該對貪污腐敗、不民主的國家置之不理嗎？
  
  第九章懶惰的日本人和不老實的德國人
  有些文化是否不利於經濟發展？
  
  後記聖保羅，二○三七年十月
  情況會好轉嗎？
  
  註釋
  譯名對照表
  
  

序言

莫三比克的經濟奇蹟
怎樣逃脫貧窮

莫三比克迎戰老大哥
基本資料
二○六一年六月二十八日，馬普托
取自(經濟學人)

Tres Estrelas 公司宣佈突破性的燃料電池技術

馬普托的Tres Estrelas──南非境外的非洲最大企業集團──特別選在六月二十五日該國獨立紀念日時，盛大推出可大規模生產氫燃料電池的突破性技術。「我們的新廠二○六三年秋天投產時??」，公司董事長努麥歐充滿自信地表示，「我們便能迎戰日本和美國的業界巨擘，為消費者提供更為物超所值的產品。」分析人士也深表認同，該公司的技術意味著氫燃料勢將取代酒精，成為汽車的主要動力來源。「對於巴西石油公司以及馬來西亞的Alconas這些頂尖的燃料酒精生產商而言，這樣的發展勢必會對他們構成巨大的挑戰」，南非西開普大學頗負盛名的能源經濟研究所主任納爾遜瑪蘭這樣表示。

Tres Estrelas的發展雖然一飛沖天，但其實出身卑微。該公司於一九六八年成立之初──比莫三比克脫離葡萄牙獨立還早了七年──是從事腰果的出口業務。公司隨後跨足於紡織和製糖業，並發展得有聲有色，因此大膽決定進軍電子產業，首先是承包南韓電子業界巨擘三星的業務，然後自立門戶獨立生產。但公司在二○三○年宣布接下來將投資生產氫燃料電池，卻引起各界的質疑。努麥歐先生說：「大家都認為我們很瘋狂，燃料電池部門已經失血了十七年。不過很幸運的，在那些年裡，我們並沒有太多要求立見成效的外部股東。我們始終堅信，世界級企業的創建需要長時間的準備。」

公司的崛起象徵著現代莫三比克的經濟奇蹟。在一九九五年，也就是莫三比克結束十六年血腥內戰三年之後，該國的人均收入只有八十美元，幾乎是全世界最貧窮的國家。政治深度分歧、極盡腐敗、人民識字率只有區區百分之三十三，未來展望就算不是危在旦夕，也是極為暗淡。到了內戰終止八年後的二○○○年，一般莫三比克人民年收入還是只有二百一十美元，只比一般迦納人三百五十美元的一半多一點。然而，莫三比克自此的經濟奇蹟讓他們躋身非洲最富有的國家之列，歲入穩坐中上水準。憑著一點運氣和努力，在未來的二十年或三十年內，莫三比克甚至可能躋身於先進經濟體之列。

「我們不會沉溺於過去的光環」，努麥歐先生露出淘氣的笑容這樣說，試圖隱藏內心鋼鐵般的意志；「這是一個技術日新月異的艱辛產業。而且光靠一項創新技術，沒有人能指望自己會一直穩坐市場龍頭的寶座，競爭對手隨時隨處都可能出現。」畢竟，他自己公司的異軍突起才剛讓美國和日本人措手不及。奈及利亞某處名不見經傳的燃料電池製造商說不定覺得，既然Tres Estrelas都能從最黑暗的角落大放異彩，說不定他們也可以？

不管莫三比克的發展會不會實現我的夢想；倘若在一九六一年──比莫三比克實現夢想還早一個世紀──有人告訴你，南韓在四十年後，將成為世界主要的手機(在那個時代看來完全是個科幻小說的產物)輸出國之一，你會有何反應？無論如何，氫燃料電池至少在今日確實存在了。一九六一年，在結束與北韓自相殘殺的韓戰八年之後，南韓的人均年收入是八十二美元，比起一般迦納人民(一百七十九美元)連一半都不到。【1】

韓戰──始於六月二十五日，剛好也是莫三比克的獨立紀念日──是人類歷史上最血腥的一頁，三年內(一九五○年至一九五三年)便奪走四百萬人的生命。南韓製造業的基石和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鐵路，都在這場戰爭中毀於一旦。這個國家從一九一○年起就接受日本的殖民統治，國民識字率在一九四五年僅有區區的百分之二十二，但在勵精圖治的努力之下，終於在一九六一年之前提升到百分之七十一。但是，外界卻普遍認為韓國的發展極為失敗。一九五○年代美國國際開發援助署(當時美國主要的經援機構)有份內部報告指出，韓國是個「無底洞」。當時，這個國家是以鎢礦、魚類和基本日用品為出口大宗。至於三星公司*(當前全世界頂尖手機、半導體和電腦出口商之一)，在一九三八年靠著出口魚類、蔬菜和水果起家。當時的韓國仍然是在日本殖民統治下，七年之後才脫離殖民統治獨立。三星在一九五○年代中期推出製糖和紡織品的業務，一直到一九七○年代之前，都是以此作為主要業務範疇。【2】一九七四年時，三星公司進軍半導體產業，收購韓國半導體百分之五十的股份，那時仍然沒有人把他們當一回事，畢竟，三星公司一直到一九七七年才推出彩色電視機。所以，當三星公司在一九八三年宣稱打算自行設計晶片，迎戰日本和美國的業界巨擘時，幾乎沒有人相信他們有這樣的本事。

我在一九六三年十月七日出生於韓國──這個全世界最貧窮的國家之一。然而時至今日，這即便不是全世界最富裕，也算是相對較為富裕的國家。在我的一生中，韓國的人均收入以購買力來看，成長了大約十四倍。英國花了兩個世紀(十八世紀末期迄今)，而美國也花了一個半世紀(一八六○年代迄今)，才有相同的成就。【3】

在我這四十多年來所見到的物質進步情形，如果以英國來看，就彷彿我是喬治三世在位時就出生的退休人員；若以美國來看，則是在林肯總統在位時就出生的老爺爺。

我從出生到六歲，一直住在韓國首都首爾西北邊的房舍，這是一間(兩房)現代化的小房子，是政府以外援資金更新破舊屋舍的興建方案成果之一。房子的建材是水泥磚塊，幾乎沒有暖氣設施，一到冬天就十分酷寒──韓國冬天的氣溫會驟降到零下十五至二十度，當然也沒有沖水馬桶，那是非常富裕的家庭才會有的配備。

然而，我家有一些奢侈品是其他人所沒有的，這一切都要感謝我的父親，他是財務部的菁英公務員，克勤克儉地省下在哈佛研習一年期間的獎學金。我們家有台黑白電視機，左鄰右舍總是在這台電視機的神奇魔力吸引之下聚到我家。我們家有位朋友是在聖瑪麗醫院(這是全國最大的醫院之一)服務前途無量的牙醫，每次電視有大型運動比賽轉播時，他總會撥時間找些好像和比賽完全沒有關係的藉口來我家拜訪。但時至今日的韓國，他卻在考慮要不要把臥室裡第二台家庭電視機升等為電漿螢幕。有個表兄從我父親的本籍城市光州剛搬到首爾之後，來我家拜訪，看到客廳裡一個奇怪的白色櫥櫃，便問我母親那是什麼？結果答案是我家的冰箱(因為廚房太小擺不下)。內人世英一九六六年生於光州，父親是個頗具聲望的醫生，她說鄰居經常將珍貴的肉品「存放」在母親的冰箱裡。彷彿她是瑞士某家民間銀行的經理一般。

小小的水泥磚塊屋、黑白電視機和電冰箱聽起來沒什麼大不了，但對我父母親那個世代而言，卻是美夢成真──他們歷經了最動盪和最貧困的時代：日本殖民統治(一九一○年至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南北韓分裂(一九四八年)以及韓戰。每當我和妹妹永熙、弟弟海碩抱怨食物時，母親總說我們是被寵壞了的小孩。她在我們這個年紀時，那個世代的人有顆蛋吃就會覺得很幸運了。很多家庭根本連蛋都買不起；即便買得起蛋，家中只有父親或工作的哥哥們才吃得到。她回想起一段心碎的往事，韓戰期間她那總是捱餓的五歲小弟弟曾說，如果能捧著一個碗在手中，即使碗是空的，都會覺得好過一點。至於我那胃口很好、喜歡吃牛肉的父親，韓戰時期還是個中學生，僅僅靠著米，從美軍黑市取得的植物油、醬油和辣椒醬存活下來。在十歲的時候，他眼睜睜看著七歲的弟弟死於痢疾(痢疾在那時是種致命的疾病，但現在的韓國卻已不存在了)，卻無能為力。

多年後，我於二○○三年自劍橋休假回到韓國。我帶著亦師亦友的約瑟夫．史迪格里茨──諾貝爾經濟獎得主──到首爾國家博物館參觀，適逢首爾一九五○年代末期至一九六○年代初期的攝影展，看到許多呈現首爾中產階級生活型態的美麗黑白照片，忠實呈現我記憶中的童年。站在我和約瑟夫身後的是兩名二十出頭的年輕女子，其中一人驚呼：「這怎麼可能是韓國，看起來倒像是越南！」我們之間的年齡差距不到二十年，但對我而言，這麼熟悉的場景，在她看來卻完全像是異域。我轉身告訴約瑟夫，我身為發展經濟學家，歷經這樣的改變真是「何其有幸」。我感覺自己好像是親眼目睹黑斯廷斯戰役的中世紀英國歷史學家，或是航行回到宇宙大爆炸時期的天文學家。

我們的下一個家(我一九六九年至一九八一年期間的住所，當時正值韓國經濟奇蹟的高峰)，不只有沖水馬桶，還有中央暖氣系統。不幸地，在我們剛搬進去不久，鍋爐就起火燃燒，還差點燒掉了房子。我並不是以抱怨的心情來述說此事，其實我們很幸運能擁有中央暖器系統──韓國大部份的房子都是以煤球取暖，每年冬天有數以千計的人因為一氧化碳中毒死亡。但這個故事卻可以讓人深刻體會韓國在那個遙遠年代(其實還算相當近期)的科技狀態。

我在一九七○年開始上小學，那是一所二等的私立學校，每班有六十五名學生。我們還相當自豪，因為隔壁的公立學校一班有九十名學生。數年後，我在劍橋一場研討會上聽到演講者說，由於國際貨幣基金裁減預算，非洲好幾個國家到了一九八○年代，每班平均學生人數將由三十幾人增加到四十人以上。這個說法讓我突然了解，童年時期韓國的學校狀況有多麼糟糕。在那時，全國最頂尖的學校一班也有四十名學生，這足以讓每個人納悶：「他們是怎麼辦到的呢？」有些都市區域成長快速，區內公立學校已達飽和，一個班級的學生人數多達一百名，老師們兩班制授課，有時甚至要三班制運作。基於這樣的條件，也難怪當時盛行打罵和死記硬背的教學方式。這種方式顯然有其缺點，但韓國自一九六○年代以來，幾乎每一個小孩至少都有受到六年的教育。

一九七二年，我小學三年級的時候，學校操場突然成了軍人駐紮的營地，這是因為總統(前朴正熙將軍)施行戒嚴法，軍隊為防止學生示威，才會駐守在我們的學校。真是謝天謝地，他們不是為了抓我和我的朋友們而來。我們韓國小孩在學業上的早熟是眾所周知的事，但對於九歲的孩子而言，憲政是有點超過我們理解的範圍。我的學校緊鄰一所大學，叛逆的大學生正是這些軍人的目標。在整個軍事獨裁的黑暗年代裡，韓國大學生絕對是國家的良知，獨裁體制於一九八七年的終結，他們也扮演著領導的角色。

一九六一年，朴正熙將軍在一場政變中掌握大權後，轉以「一介平民」的身分連續贏得三屆選舉。他之所以得以贏得大選，主要是因為他啟動五年經濟發展計畫，成功奠定國家的經濟奇蹟，但是選舉的營私舞弊和齷齪的政治伎倆，也讓他穩坐權力的寶座。他的第三任任期(也是總統的最後任期)應在一九七四年結束，但是朴正熙總統就是不願交出政權。在第三任任期過了一半之際，他一手策動拉丁美洲人所謂的「自動政變」，像是解散國會和建立營私舞弊的選舉體系，以確保他終生的總統地位。他的藉口是國家可能無法承擔民主亂象，他告訴人民，國家必須自我防禦才能對抗北韓的共產黨，以及加速經濟的發展。他宣稱要在一九八一年以前，讓國家人均收入達到一千美元的目標；但外界普遍認為這樣的目標過於雄心壯志、近乎妄想。

一九七三年，朴正熙總統啟動雄心勃勃的重化工產業化方案，第一座鋼鐵廠和第一個現代造船廠投入生產，而且第一批本土設計的汽車(大部分以進口零件組裝)出廠。電子、機械、化工和其他先進產業的新公司紛紛成立，在這段期間，國家人均收入成長驚人，以美元為單位來看，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九年期間翻升五倍以上。朴正熙總統希望人均收入在一九八一年以前能達到一千美元的目標，外界原以為是妄想，但事實上，這個夢想卻提前了四年實現。出口成長甚至更加快速，按美元計算，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九年期間就增加了九倍之多。【4】

國家對於經濟發展的執著也反映在教育上，政府教育大眾，看到有人抽外國香菸要勇於檢舉，這是愛國的責任。國家需要善用出口賺到的每一分外匯，以進口機器和各種發展工業的設備。這些珍貴的外幣都是我們國家工廠裡的「工業大軍」，從出口戰爭賺來的血汗錢。膽敢把錢浪費在無關緊要的事物上(譬如違法的外國香菸)，這種人都是「叛徒」。我不相信我的朋友們真的會去舉發這種「叛國行為」，但是當小孩去朋友家看到外國香菸時，確實會引發閒言閒語。這位朋友的父親──幾乎只要是抽菸的男子──即使不是罪犯，也會飽受負面評論，被說成不愛國、不道德的人。

政府更規定，不得將外匯花費在任何不是發展產業必要的物品上，或透過進口禁令、高關稅和課稅等強烈手段(奢侈品消費稅)抑制這種行為。所謂的「奢侈品」甚至包括小汽車、威士忌或餅乾之類相當簡單的物品。我還記得一九七○年代後期，丹麥餅乾在政府特許下運到韓國時，在國內掀起一波歡欣的熱潮。基於同樣的理由，政府也禁止人民海外旅遊，除非你有政府的許可才能出國洽公或留學。所以，儘管我在美國有不少的親戚，但是直到一九八六年，我二十三歲到劍橋攻讀研究所時才離開韓國。

這並不是說都沒有人抽外國香菸或吃違禁的餅乾，其實市面上有相當數量的非法和半合法的外國貨品流通。有一些是走私品，特別是來自日本，但大部分的貨品，是從國內幾個美軍基地以非法或半合法的方式帶進來。打過韓戰的美國大兵可能都還記得，那些營養不良的韓國小孩跟在他們後頭乞討口香糖或巧克力。甚至在一九七○年代，韓國還是把美國的軍用物資視為奢侈品呢！越來越多富裕的中產階級家庭，可以負擔得起從商店和流動商販處購買M&M'S巧克力和Tang牌的果汁粉。

經濟狀況沒那麼好的人可能會到大雜鍋的餐廳用餐，所謂的大雜鍋就是「美軍基地燉鍋」，是經典韓國泡菜鍋的廉價版本，使用泡菜(蒜頭和辣椒醃漬的高麗菜)，其他像是五花肉這樣的重要食材，則改以比較便宜的肉品替代，譬如剩餘的培根肉、香腸和美軍基地夾帶出來的豬肉罐頭。

我一直渴望有機會試試美軍「C口糧」(戰時的罐頭和乾燥食物口糧)裡的豬肉罐頭、鹹牛肉、巧克力、餅乾，還有無數我甚至叫不出名字的東西。我的舅舅是韓國軍隊裡的將軍，他在與美國同僚聯合野地演習時，常常會將補給品收集起來當成小禮物送我。美國大兵會咒罵野戰口糧低劣的品質，但對我而言，他們就像是Fortnum & Mason*的野餐籃一般珍貴。那時我住在鄉下，鄉下的香草冰淇淋幾乎沒有添加香草，以致於我一直以為所謂的香草口味就是「無味」的意思，直到國中學了英文才知道香草真正的意思。我這樣中上階級的小孩吃得算是好的了，如果連我都是這種情況，其他孩子的情形就可想而知了。

我上中學的時候，父親送我一個卡西歐電子計算機，一個我做夢都想不到的禮物。那時候的價錢可能相當於服裝工廠工人半個月的薪資，對於不吝惜投資在我們教育上的父親而言，這都算是一筆很大的花費。大概二十年以後，由於電子科技快速發展以及韓國生活水平的提升，電子計算機數量大增，多到百貨公司會以此當作贈品，許多甚至淪為幼童的玩具(不！我不認為這是韓國小孩擅長數學的原因)。韓國的經濟「奇蹟」當然也不是沒有黑暗面，很多鄉下貧窮家庭的女孩十二歲小學一畢業，便不得不去找工作──好讓家人「擺脫一張多餘的嘴」，並賺錢讓至少一個兄弟可以接受較高的教育。很多女孩最後成為都市中上階級家庭的女傭，以工作來換取食宿，如果她們夠幸運，還能有一點零用錢。其他的女孩，和一些運氣不好的男孩，則淪入條件惡劣的工廠裡飽受剝削，這些工廠會讓人想起十九世紀「黑暗的撒旦磨坊」，或今日大陸的血汗工廠。在主要出口產業──紡織品和成衣的生產工廠內，工人通常在危險、不健康的環境下，工作十二小時或更長的時間，而領取的酬勞又相當的微薄。有些工廠拒絕在食堂內提供肥皂，又惟恐工人要求額外上廁所的休息時間，可能令工廠微薄的利潤盡失。這樣的情況在最近新興的汽車、鋼鐵、化學、機械等的重工業中有了改善，但是總體而言，韓國的工人一星期平均五十三至五十四小時的工作時數，在當時比起世界上任何其他國家都要高。

城市湧現了貧民窟。因為通常聚集韓國景觀特有的低矮山坡上，在一九七○年代「月球鄰域」這個熱門的電視連續劇播出後，他們也獲得這樣的稱謂。五口或六口之家擠在一間小房間裡，數百人共用一間浴室和同一個自來水管。很多這種貧民窟最後都被警察強力清除，好為為數越來越多的中產階級興建新的公寓社區，原有居民只好轉往衛生環境更糟糕、道路更不通達的荒遠鄰區。如果窮人們不能儘快擺脫新的貧民窟(不過由於經濟發展和新工作機會的成長快速，至少脫離貧民窟還是有可能的事)，都市向郊區擴張的現象很快就會趕上他們、圍捕他們，然後再一次將他們逼往更偏遠的地方，有些人最後就淪落到城市的主要垃圾場南麂島拾荒。二○○二年世界盃的舉辦場地首爾足球場讓人印象深刻，可是外國人通常不知道，足球場周遭美輪美奐的市立公園，以前是島上的垃圾掩埋場(現在卻是超現代化、環保的甲烷發電廠，充分利用當地掩埋的有機物質)。

一九七九年十月，我還是個中學生，朴正熙總統的獨裁統治面臨排山倒海而來的民怨，加上第二次石油危機造成的經濟動盪，無預警地被他自己的情報局局長刺殺。在湧現的希望與民主中，緊接而來的是短暫的「首爾的春天」，但後來卻在全斗煥將軍繼起的軍事政府手中嘎然而止──於一九八○年五月的光州事件中，該軍事政府鎮壓人民長達兩星期的武裝起義，並因此取得政權。

儘管這樣嚴重的政治挫敗，一九八○年代早期，韓國已經是實質的中上等級收入的國家，和厄瓜多、模里西斯、哥斯大黎加並駕齊驅，但距離我們今日所知的繁榮國家仍然差距甚遠。高中生的圈子裡有個流行俚語是這樣說的：「我去過香港」，意指「我擁有這個世界以外的經驗」。甚至在今日，香港仍然比韓國富裕得多，不過這個說法反映出的事實是，在一九六○年代和一九七○年代，香港的人均收入是我的國家三至四倍。

當我一九八二年上大學時，開始對智慧財產權感到興趣，這個議題即便在今日還是廣受爭論。不過在那個時候，韓國已經有足夠的能力仿製先進的產品，也有足夠的財力可以追求生活中更精緻的事物(音樂、時尚品、書籍)。但是，這個國家還沒有先進到可以提出原創的構思，然後去研發及擁有國際專利、版權和商標。

今日，韓國已是世界上最有「創造力的」國家之一，躋身美國專利局每年頒發專利件數排名前五名的國家之列。但在一九八○年代中期之前，韓國一直是靠「逆向工程」。我朋友會買小型工作室的「仿冒」電腦；這些小工作室把IBM的機器拆開，仿製零件之後再組裝起來。商標也是如此。

在那個時期，韓國是世界「盜版首都」之一，大量製造假的耐吉球鞋和ＬＶ名牌包。那些稍微有點良知的人就做起幾近仿冒的商品，有的鞋子的商標看起來像「Nike」，但寫的其實是「Nice」；或者鞋子有著耐吉向上勾的商標，但上頭卻多了分叉。仿冒品通常不會被當成真品販售，消費者很清楚買的是贗品；他們要的是一種時尚宣言，而不是誤導。版權也是如此。今日，韓國出口大量的產權物品，而且數量持續增加(電影、電視連續劇、流行歌曲)，但是那時候進口音樂(黑膠唱片)、影片(錄影帶)非常昂貴，幾乎沒有人可以買得起實品。我們是聽盜版的搖滾樂唱片長大的，我們稱之為「天婦羅店唱片」，因為音質差到好像有人在幕後炸東西一般。至於外國書籍仍然是大部分學生無法負擔的，我來自於一個願意投資教育的富裕家庭，確實擁有一些進口書，但是大部分的英文書也都是盜版的，當初我如果沒有那些非法的書籍，是絕對進不了劍橋，也無法在劍橋生存的。
一九八○年代末期，當我完成在劍橋的研究所課程時，韓國已經成為一個實質的中上等級收入國家。最明確的證明就是，歐洲各國取消對韓國人入境簽證的要求，無論如何，在那時，大部分韓國人沒有理由會想要非法移民。一九九六年，韓國甚至加入了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這個富裕國家的俱樂部──並宣稱自己已經「躋身」富裕國家之列；只不過一九九七年金融危機席捲韓國，令這樣誇大的說法大大洩了氣。自從那場金融危機以來，韓國的景況若以其高標準來看並不理想，主要是因為這個國家過度熱情地擁抱「自由市場準則」模式，不過這是後話。

不管韓國最近面臨什麼問題，過去四十五年來經濟成長和隨之帶動的社會轉型，著實令人瞠目結舌。韓國原本是全世界最貧窮的國家之列，蛻變成人均收入與葡萄牙和斯伐洛克並駕齊驅的國家。【5】

韓國的出口大宗本來是鎢礦、魚類和真髮製成的假髮，一躍成為高科技的強國，對全世界出口時尚手機、平面液晶電視機。由於營養和醫療照護改善，今日在韓國出生的孩童，比一九六○年代出生的那一代，多出二十四年的壽命(平均壽命預期為七十七歲，而不是原本的五十三歲)。初生兒在第一年中死亡的比例，從原本每千名七十八人降低為五人，傷心欲絕的父母人數也因此大為減少。在這些「生命─機會」指標中，韓國的進步就有如海地變成瑞士一般， 【6】這些「奇蹟」是如何辦到的呢？

對大部分的經濟學家而言，答案非常簡單，韓國之所以成功，是因為遵循自由市場的結果。韓國信奉健全貨幣(低通貨膨脹)、精簡政府、私營企業、自由貿易和友善外資的原則，也就是所謂的「新自由經濟」。

新自由經濟是十八世紀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和其追隨者對於自由經濟提出的更新版，最早興起於一九六○年代，自一九八○年起就一直是經濟觀點的主流。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的自由經濟學家相信，在自由市場無限制的競爭，是組織經濟最好的方法，因為這會激發出每個人最大的效率。政府干預被認為是有害的，因為不管是透過進口管控，還是採取壟斷的方式，都會使得潛在競爭者加入市場受限，進而降低競爭的壓力。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支持的事情當中，有些是舊自由主義學者不支持的──最明顯的是某種型態的壟斷(例如專利權，或中央銀行對銀行發行票據的壟斷)，和政治民主。但一般說來，他們和舊自由主義一樣，對於自由市場懷抱熱情。儘管過去二十五年來，開發中國家施行新自由主義政策，接二連三出現許多令人失望的結果，因而造成一些「苦惱」；但新自由主義的核心信念──放鬆管制、私有化和開放國際貿易和投資──自一九八○年代起一直維持不變。

富裕國家的政府更對開發中國家推展新自由主義的理念；這些富裕國家以美國領軍，並由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以及世界貿易組織這些他們掌控的國際經濟組織──也就是所謂的「邪惡三位一體」──居間調停。這些富裕國家政府以金援預算和進軍其國內市場為餌，誘使開發中國家採取新自由主義政策。這樣的做法有時是為了圖利特定的遊說公司，但通常是為了在開發中國家營造友善外國貨物和投資的環境。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提供這些國家的貸款是有條件的，就是要求這些政府採取新自由主義政策。世界貿易組織更從旁協助，在富裕國家比較擅長的領域，而不是在他們比較弱的領域(例如：農業或紡織業)，制定對他們有利的自由貿易規則。這些政府和國際組織廣為理論家支持，其中有些是訓練有素的學者，這些人理應知道自由市場的極限，但是在提供政策建議時，卻往往忽視這些限制(特別是發生在一九九○年代，他們對前共產經濟體提出的建議)。這些機構和個體結合起來，形成強大的宣傳機器，一個由金錢和權力支撐的金融──智識組織。這種新自由主義的力量會讓我們以為，韓國在一九六○年代至一九八○年代這段神奇的歲月，追求的是新自由主義的經濟發展策略。【7】

然而，事實完全不是如此。過去數十年間，韓國政府其實在民間顧問的建議之下，選擇特定新的產業扶植；並且透過關稅保護、補貼，以及其他方式提供政府支援(例如由國家出口部門提供海外行銷資訊的服務)，直到他們「成長」到足以與國際競爭抗衡的程度。政府擁有所有的銀行，因此可以主導企業的命脈──信用。有些大的企畫案就直接由國營企業接手──鋼鐵製造商南韓浦項就是最好的例子──不過這個國家以務實的態度看待國營事業的議題，而不是意識形態。如果私人企業運作良好，那就沒有問題；如果他們不投資重要領域，那麼政府也會毫不考慮的成立國營企業；如果私人企業管理失當，政府常常會接管、重整，並通常(但不是絕對)再把他們賣掉。

韓國政府對於稀有的外匯市場也有絕對的掌控權(違反外匯管制有可能被判處死刑)，加上政府謹慎設計運用外匯的優先名單，以便確保辛苦賺來的外匯可用來進口重要的機器和工業設備。韓國政府也同時嚴控外國投資，根據國家發展規劃的進展，某些領域會展開雙手熱忱歡迎外資，但某些產業卻完全緊閉大門。政府對於外國專利權也抱持鬆散的態度，鼓勵「逆向工程」，對於「剽竊」專利產品的行為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大眾總以為韓國自由貿易經濟體是靠著成功的出口起家的。但是出口的成功並不需要自由貿易，日本和中國就是如此。韓國早期靠著出口產品──像簡單的衣服和便宜的電器──是為了賺取強勢貨幣，以便為更新、更複雜的產業添購必需的先進科技和昂貴的機器。同時，政府推出關稅保護和補貼政策，不是為了保護產業永遠免於國際的競爭，而是給他們時間去吸收新科技和建立新的組織能力，直到有能力在世界市場上競爭為止。

韓國的經濟奇蹟是因為結合市場鼓勵措施和國家指導這樣明智、務實的作法。韓國並沒有像其他共產國家一樣打擊市場，然而，也不會盲目崇拜自由市場。韓國雖然認真看待市場，但其政策也肯定必須經常透過干預來進行修正。

現在，如果只有韓國是透過「異端的」政策致富，自由市場大師們或可將此斥為特例。然而，韓國並非特例，就如我將在稍後所說的，當今所有已開發國家(包括英國和美國這些理應是自由市場和自由貿易的堡壘)，賴以致富的政策都有違新自由主義的經濟理念。

今日富裕國家採用保護和補貼政策，歧視性的條款不利於外國投資者──全都是今日經濟正統和世界貿易組織協議之類的多邊協議所嚴禁，也為援助者及國際金融組織(尤其是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所排斥的。少數國家的保護措施並未過當，例如荷蘭和(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瑞士，但以其他方式脫離正統，如拒絕保護專利(將在後面的章節詳述)。當今富裕國家對於外國投資、國有企業、總體經濟管理和政治機構的相關政策，在在顯示和今日正統的經濟論點有著明顯的差異。

但是，如果果真如此，富裕國家怎麼不建議現今開發中國家採取對他們自己這麼有利的政策？為什麼反而營造資本主義歷史的假象，而且還是一個不好的假象呢？在一八四一年，德國經濟學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批評英國自己透過高關稅和大量的補貼方式，攀上經濟的巔峰；但卻鼓吹其他國家奉行自由貿易政策。他指控英國在攀到世界經濟巔峰的地位後，一腳「踢開階梯」。「這是相當顯而易見、而且聰明的做法，任何人只要達到卓越的巔峰，便會踢開讓他達成目的的階梯，以防他人跟上來。」 【8】

今日，富裕國家確實有些人鼓吹貧國採取自由市場和自由貿易，想要掌握這些市場更大的佔有率，並以先發制人的策略防止潛在的競爭對手崛起。他們形同是說「照我們所說的做，而不是效法我們以前的作為」；就跟「壞薩瑪利亞人」一樣，從別人的困境中攫取好處。*但最值得憂心的是，現今許多的「壞薩瑪利亞人」並不了解他們的政策傷害了這些開發中國家。資本主義的歷史已經完全被改寫了，以致富裕國家很多人並沒有察覺，對開發中國家推薦自由貿易和自由市場的歷史，其實含有雙重的標準。

我並不是指哪裡有個邪惡的祕密委員會，把照片裡頭不受歡迎的人物逐一塗抹掉，試圖重寫歷史。但無論如何，歷史是由勝利者所寫的，而以現在的觀點重新解讀過去的軌跡，也是一種人性。富裕國家經過時間的歷程，逐漸地、下意識地重寫自己的歷史，以更加符合他們現在看待自己的觀點，而不是歷史真相──這點和現代人對於「義大利」(一個直到一八七一年才存在的國家)文藝復興時期的著墨，或把那些說法語的挪威人(諾曼征服者之王)納入「英國」國王和皇后之列的說法，有許多相同之處。

結果，那些壞薩瑪利亞人滿心以為他們國家當初就是靠著自由貿易和自由市場政策崛起的，因此也誠摯地大力推薦貧國採取。但是，這樣的美意事實上卻令他們的生活更加困窘。這些壞薩瑪利亞人的問題，有時候會比那些「踢走階梯」的人更嚴重，因為自以為是的人往往比利己主義者更為頑固。

所以，我們要如何勸阻壞薩瑪利亞人，無論其立意為何，都不要傷害這些貧國？他們應以什麼取而代之？這本書將對當前世界局勢和對歷史的分析、未來時勢的預測，以及對於改變的建議提供一些解答。接下來兩章(第一章和第二章)會以檢驗資本主義和全球化的歷史真相開場。我會在這兩章讓讀者明白，他們平常已經接受的「歷史事實」，許多不是謬誤就是只有部分真實。英國和美國並不是自由貿易之家，事實上，長期以來他們都是世界上最具貿易保護主義色彩的國家。並不是所有採取保護和補貼政策的國家都會成功，但成功的國家幾乎清一色採取這些措施。就開發中的國家而言，自由貿易通常不是他們能夠選擇的，而是外界勢力不公平的要求，有時甚至是透過武力的脅迫。在自由貿易的枷鎖下，這些國家大部分都很貧窮，當採取保護主義和補貼措施時，情況就大幅改善。那些表現最亮麗的經濟體，都是採取選擇性及漸進式開放的方式。新自由主義之下，秉持自由貿易理念的自由市場政策宣稱犧牲品質以追求成長，但事實上，他們是兩頭落空──過去二十五年來，國界大開、物流自由流通的市場之下，成長速度反而減緩。

本書暢談歷史的章節之後，我會在主要章節(第三章至第九章)中，結合經濟理論、歷史和當代的實證，徹底顛覆開發的經驗法則。自由貿易降低貧窮國家選擇的自由度。長期而言，將外國公司摒除在外，說不定對他們是有益的。投資一家將虧損十七年的公司，說不定是個絕佳的提議。有些世界級的頂尖企業是國有、國營的。跟生產力較高的外國人「借」點子，攸關經濟的發展。低通貨膨脹和政府謹慎的態度可能危害經濟發展。貪腐的存在是因為市場過多，而不是太少。自由市場和民主不是天生的夥伴，國家之所以貧窮，不是因為人民懶惰；而是應該說，他們的人民之所以「懶惰」，是因為貧窮。就像第一章，本書的最後一章為「未來歷史」開啟替代方案──但這一回，卻是非常黯淡的前景。這個情境是蓄意悲觀的，但是卻完全根基於現實；顯現要是我們繼續施行壞薩瑪利亞人所宣揚的新自由主義，會多麼接近這樣的未來。在這章其餘的部分，我將陳述一些關鍵原則，從全書周詳探討的替代政策方案中，萃取出開發中國家可以提升經濟表現的行動方案。本書的開場白固然令人沮喪，但這也是為什麼本章最後要以樂觀的氣氛結尾，闡述我為什麼堅信可以改變壞薩瑪利亞人，並能確實幫助開發中國家改善經濟狀況。

語言：中文繁體
規格：平裝
分級：普級
開數：25開15*21cm
頁數：288

出版地：台灣